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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背后的故事:含羞忍辱着《史记》

司马迁背后的故事:含羞忍辱着《史记》

司马迁背后的故事:含羞忍辱着《史记》

含羞忍辱着《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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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触怒了汉武帝,遂遭受了当时最屈辱的宫刑。

司马迁受刑之后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和父亲的遗愿,他决心忍辱负重,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光耀后世。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而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也只有这项事业才是自己生命价值的真谛之所在。

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司马迁收到了任安的来信。这封信使司马迁极为不快。他万没想到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他对司马迁在受刑之后得居中书令之职,不胜欲羡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对朝廷竭尽忠心。任安写此信的确切日期,已经无从考证,假若是在他因“庆太子之祸”而身陷牢狱之后写的,那么,他的信中可能还有这样一层意思:要求司马迁向武帝进言,劝其为国惜才,从而赦免自己的死刑。这与司马迁此时的心情和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第一,司马迁对于自己以“刑余之人”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一职本来就是感到耻辱的,以这样的身份给朝廷荐举人才,对被荐举者也同样是一种耻辱。何况受刑之后的司马迁对专制暴君的认识已日益清醒,早已不愿为之竭尽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他被判处死刑,纵不算是负屈蒙冤,至少也是罚过其罪。但是,司马迁义怎么能够在武帝面前为之开脱呢?“李陵之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这倒不是说司马迁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辩白,而是通过那次事件,他对武帝刚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彻的了解:凡是他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基于上述原因,他对任安的来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来就准备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后来任安即将引颈就戮,死于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马迁考虑到他的这种遭遇跟自己当初有某种近似之处,能够体谅他此时的心境和思想,于是提笔挥就一封《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发展的极其宝贵的可靠资料。当然,这两篇东西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自序》着重叙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对于自己修史的宗旨虽然有所说明,但多有隐晦,对“李陵之祸”只用了不多的语言交代过去。其小心翼翼,说明其在忧患之中,时时以古哲先贤来激励自己,发愤着书,借以启示后人。/?

《报任安书》则是一篇饱蘸着血泪流出的充满炽烈激情的文字。它详叙了“李陵之祸”的始末,辩明了其间的是非曲直,申诉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这是在辩白,在控诉,在宣泄,在抒发长久郁积胸中的愤隙不平之情。

其文笔酣墨畅,滔滔若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淋漓尽致,是了解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前后思想感情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顺便说一句,此信当时未必真正送给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里,直到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连同《太史公书》(即《史记》)一起传布出去,后来被班固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史记》的写作虽然开始于“李陵之祸”发生之前,而全书的完成则是在此事之后。而且,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断,即使原先已经写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祸”以后重新修改或加工润色了。因此,可以说“李陵之祸”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思想倾向都产个了极大的影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祸患,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响。对于一个平庸的人,悲惨的命运会摧毁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沦落;对于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受刑之后,而又受到重用,他会感恩戴德,变成一个更加卑躬屈膝、温驯忠心的奴才。司马迁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个傲岸不屈、不可摧毁的巨人。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可能在行动上反抗那强大而残暴的统治力量。统治者可以损伤他的肉体,但却无法征服他的思想,战胜他的精神。而且,经过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统治者的态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陵之祸”是司马迁思想转变的契机。

警世箴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语识人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