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作者及朝代（抱朴子全文及译文讲解）
炎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之一，近年来炎黄研究的热度不减，其成果主要集中在炎黄与中国文明起源、炎黄与中华民族精神、炎黄与地域文化等领域，仅有数篇论文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炎黄①，且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在爬梳钩沉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和墓志的基础上，拟从汉族对炎黄的崇拜、游牧民族对炎黄的认同、墓志对炎黄的祖述、道教对炎黄的尊崇四个方面探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炎黄崇拜及其作用。
一、汉族对炎黄的崇拜
先秦时期形成的华夏族，到了两汉时期发展成为汉族。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
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1]10两汉时期，“汉”之族称含义因其固有的朝代含义而不够明确。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一词双重含义中的朝代含义消失，已经脱离了“汉朝之人”的本义，用以指称与鲜卑等相区别的民族共同体。
刘备以汉室正统自居，据守天府之地的蜀国继承了华夏传统和炎黄文化。诸葛亮《治军》曰：“是以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唐尧战于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伐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2]67他引用黄帝涿鹿之战的故事，阐明武力之不可避免。《正议》曰：“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2]15诸葛亮以正道正义自居，以黄帝传人自居，拒绝曹操的劝降。
盘踞江东的孙吴“盖孙武之后也”[3]1093，其真伪难以判定。公元229年，孙权因黄龙见夏口，乃吉兆，改年号为黄龙，命胡综作赋曰：“黄、农创代，拓定皇基，上顺天心，下息民灾。……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乃自在昔，黄、虞是祖，越历五代，继世在下。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将恢大繇，革我区夏。”[3]1414孙权崇奉黄帝、神农为开创帝王制度的鼻祖，认为孙吴是黄帝以降帝统的继承者。孙权喜好黄老之道，其子孙登临死前上书曰：“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羞珍膳。”[3]1365孙权称帝时改元“黄龙”，不仅因为龙是符瑞之兆，更因为“黄”代表土德，可以取代汉之火德，从而弥补了孙吴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②。雄霸中原的曹魏自称西汉名相曹参之后，或为攀附。陈寿引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3]1曹姓为黄帝之后，符合姓氏书的记载，当属祖先认同。曹操曾为《孙子兵法》作序曰：“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4]65这与诸葛亮《治军》一文中的说法并无二致。《魏书》载甄皇后劝魏文帝曹丕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乃获斯祚耳。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3]160甄皇后以黄帝妾媵众多为例，劝说曹丕充实后宫，增添子嗣，因而获得贤淑之名。《宋书·礼志》载魏明帝诏曰：“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沿袭了两汉典籍的说法，认为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禹一脉相承。无论是孙吴还是曹魏，都喜好黄龙，尊崇黄炎。
建立晋朝的司马氏在追溯家世时称“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5]1。曹氏与司马氏究竟是不是黄帝后裔，已无从稽考，也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知时人确有攀附、崇拜黄帝之心理。蜀、魏、吴以及一统三国的晋，在认同炎黄始祖、争夺正统地位上均不遑多让。
宋、齐、梁、陈延续了两汉三国的文化传统，自认为继承了炎黄以降的华夏正统，其典籍中涉及炎黄之处颇多。《宋书·武帝本纪》曰：“刘裕乃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刘邦编造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尊奉炎帝为感生帝。刘裕既是刘汉之后，自当为炎帝传人。《宋书·周朗列传》曰：“今天子以炎、轩之德，冢辅以姬、吕之贤……”“按弦拭徽，仇方校石，时复陈局露初，奠爵星晚，欢然不觉是羲、轩后也”。《宋书·律历志》曰：“历曰《黄帝》。……是以累代历数，皆疏而不密，自黄帝以来，改革不已。”《宋书·符瑞志》承袭了汉代纬书之言，极力渲染炎黄的神明功德。《南齐书·百官志》曰：“建官设职，兴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盛汉之书。”祖冲之上表曰：“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一历。”[6]905重申了黄帝在创立官制、制定律历方面的杰出贡献。江淹《齐王让禅表》曰：“轩辕陟祚，首出庶物；颛顼登庸，作为民纪。”[7]293《梁书·元帝本纪》载徐陵于邺奉表曰：“臣闻封唐有圣，远承帝喾之家；……岂得掩显姓于轩辕，非才子于颛顼？莫不时因多难，俱继神宗者也。”《北齐书·李浑列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李浑的兄弟李绘曾与梁人讨论氏族问题，有个叫袁狎的人说：“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袁狎自称是黄帝的嫡系。李绘说：“兄之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李绘用拆字之法回应袁狎，博得众人一笑。这本为茶余饭后之戏言，却足以看出黄帝姓氏之祖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著述偏重于炎黄资料的搜集整理，并借炎黄事迹立说论道。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常璩的《华阳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傅玄的《傅子》、张华的《博物志》《续博物志》、崔豹的《古今注》、苻朗的《苻子》、王嘉的《拾遗记》、任昉的《述异记》、萧绎的《金楼子》等，多有拾遗补阙之处。《华阳国志·巴志》曰：“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常璩认为巴蜀统治者为黄帝支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了许多与炎黄有关的水名、山名、地名，如姜水、烈山、桥山、轩辕谷、涿鹿、阪泉、黄帝冢、蚩尤城等，对于确定炎黄方位颇有助益。
《古史考》曰：“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作瓦甑。”“黄帝作车，引重致远”。“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傅子》曰：“伏牺神农，顺民之性，育之者也；黄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神农氏造琴，所以协和天下，人性为至和之主”。《博物志》曰：“蹴鞠，黄帝所作。”《续博物志》曰：“炎帝，赤精之君，火官之臣，大庭氏也。”《古今注》曰：“大驾指南车，起于黄帝。”《拾遗记》卷一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田亩之事，百谷滋泉。圣德所感，无不著焉。”卷八记载蜀人周群询问一位据说是猿猴化成的老翁：“公是何年生？”老翁回答说：“已衰迈也，忘其年月。犹忆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老翁称已记不清自己活了多少年，只记得曾经追随黄帝臣风后、容成学过历数。所谓猿化老翁之语虽为谎言，但却从一个侧面表明时人普遍认为黄帝为远古圣王。
西晋学者皇甫谧汇集散见于各种典籍的炎黄资料，撰成《帝王世纪》一书，堪称炎黄事迹的集大成之作。《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号。”皇甫谧分别为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撰写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履历书，完成了自东汉开启的炎帝与神农氏合户的工作。《帝王世纪》里的炎黄有名有姓有号，有父有母有妻，有出生地，有居住地，既有圣德亦有神格，将以《史记》为代表的人格炎黄同以纬书为代表的神格炎黄合二为一，是研究炎黄形象嬗变的重要文献。
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及炎黄。《原道》曰：“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史传》曰：“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赞扬华夏文明肇端于轩辕黄帝，礼乐制度完备于周公、孔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种特殊的炎黄文献，即歌颂炎黄的诗歌[8]7-28。其中曹植撰写的一组作品最为著名，曹植《神农赞》云：“少黄之胤，炎德承木。造为耒耜，导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黄帝赞》云：“少典之孙，神明圣哲。土德承火，炎帝是灭。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王列。”《少昊赞》云：“祖自轩辕，青阳之裔。”《颛顼赞》云：“昌意之子，祖自轩辕。”《帝喾赞》云：“祖自轩辕，玄嚣后裔。”曹植在诗中讴歌炎黄功德，强调颛顼、少昊、帝喾皆为黄帝后裔，充分肯定了黄帝华夏始祖和人文初祖的地位。嵇康《瑟赋》云：“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挚虞《神农赞》云：“神农属世，通变该极。民众兽鲜，乃教稼穑。聚货交市，草木播殖。务济其本，不通其饰。”《黄帝赞》云：“黄帝在位，实号轩辕。车以行陆，舟以济川。弧矢之利，弭难消患。垂以而治，万国义安。”郭璞《氐人国》云：“炎帝之苗，实生氐人。”陶渊明《饮酒》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读〈山海经〉》云：“岂伊君子宝，见重我轩黄。”《赠羊长史》云：“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感士不遇赋》云：“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对炎黄之向往，溢于言表。江淹《遂古篇》云：“河洛交战宁深渊兮，黄炎共斗涿鹿川兮。”周兴嗣奉梁武帝萧衍之命作《千字文》，其曰：“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文中所云乃炎黄无疑。曹植的《黄帝三鼎赞》、曹毗的《黄帝赞》、牵秀的《黄帝颂》、陶渊明的《神释》、郭璞的《轩辕国》、沈约的《郊居赋》、萧统的《赋书帙诗》、萧绎的《幽逼》、庾信的《黄帝见广成子赞》、庾肩吾的《奉使北徐州参丞御诗》等，亦礼赞炎黄，借古咏今。此外，谢庄的《宋明堂歌·黄帝》《宋明堂歌·赤帝》《齐雩祭歌·黄帝》《齐雩祭歌·赤帝》、沈约的《梁明堂登歌·歌黄帝》《梁明堂登歌·歌赤帝》、萧子云的《梁明堂祭歌·黄帝》《梁明堂祭歌·赤帝》、陆印的《北齐五郊乐歌·黄帝文明乐》《北齐西郊乐歌·赤帝文明乐》、庾信的《北周祀五帝歌·黄帝云门舞》《北周祀五帝歌·赤帝云门舞》《北周祀五帝歌·配(黄)帝舞》《北周祀五帝歌·配(赤)帝舞》等，皆专为祭祀炎黄而作，是在庄严隆重的祭典上咏唱的乐歌。
二、游牧民族对炎黄的认同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我国民族大交融、文化大交流的时期。分裂之中有认同，对中华的认同，对炎黄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认同。当时，游牧民族贵族争相认同华夏文化，自称炎黄之后，炎黄崇拜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
建立了后赵的石勒是“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5]2707。石勒曾在一次宴会上问权臣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徐光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徐光奉承石勒超越了刘邦、曹操，仅次于轩辕黄帝。石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5]2749作为乱世枭雄的石勒，即使在酒酣耳热之际，也不敢与轩辕黄帝相提并论。
建立了大夏的匈奴贵族赫连勃勃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5]3205“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5]3203他在国都统万城勒石歌颂大禹功德：“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5]3210赫连勃勃不仅从帝统上和文化上尊崇大禹，而且祖述大禹，以黄帝后裔自居。《史记·匈奴世家》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夏朝亡后，北迁塞外，遂为匈奴。这就是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欲复大禹之业的依据。
曾雄霸北方的前秦皇帝、氐人苻坚“其先盖有扈之苗裔”[5]2867，其梦想是“混一六合”。苻坚曾对群臣曰：“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尤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5]2915其意欲以黄帝为榜样，征伐东晋，混一天下。建立了前燕的鲜卑人慕容廆，“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5]2803。建立了后秦的羌人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5]2959。姚氏的高贵血统得到北凉皇帝、匈奴人沮渠蒙逊的认可。当沮渠蒙逊获悉刘裕灭掉后秦的消息时“怒甚”，他说：“古之行师，不犯岁镇所在。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今镇星在轩辕，而裕灭之，亦不能久守关中。”[5]3198在沮渠蒙逊看来，姚氏乃黄帝之后，刘裕灭之，犯冲岁镇，必不能久。不久以后，晋军果然撤离关中。但这并非因为刘裕触犯了什么镇星，而是晋军劳师远征、后援不继的结果。
匈奴族、氐族、羌族、羯族贵族对轩辕黄帝的尊崇，都比不上鲜卑族贵族。生活在东魏北齐之际的魏收，继承司马迁的大一统史观，遵循司马迁的《史记》体例，编撰了《魏书》。他将北魏建国以来陆续修订的先世历史辑入《魏书》，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9]。《魏书·序纪》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卫操列传》曰：“魏，轩辕之苗裔。”《北史·魏本纪》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北魏皇帝皆以黄帝后裔自居，喜好黄老。魏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雕饰，咸尚质俭”，他将奢侈过度的曲阳侯素延赐死[10]232。魏世祖曰：“昔我皇祖，胄自黄轩，总御群才，慑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殒其旧。”[10]1491宕昌王来朝，朝罢，魏高祖顾谓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宕昌王虽为边防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10]1517高祖以华夏帝王自居，视宕昌为夷狄，其观念与汉人皇帝无异。北魏统治者除了祖述黄帝、喜好黄老外，还遵从土德、祭祀黄帝。魏太祖时“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10]1826。魏太祖“祭先农”，魏太宗“侑祭黄帝”[10]1827，“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10]1828。魏高宗“历桥山，祀黄帝”[10]1829。北魏政权祭祀黄帝的次数，见诸史册者就有四次。
《周书·文帝纪》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北周孝闵帝祠圆丘，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11]32北周祭礼，“圆丘则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昊天上帝于其上”[12]80。北齐皇帝升殿时，殿上作登歌乐辞：“我祠我祖，永惟厥先。炎农肇圣，灵祉蝉联。霸图中造，帝业方宣。”[12]218同为鲜卑人，拓跋氏、慕容氏自称黄帝后裔，宇文氏自称炎帝后裔，看似自相矛盾，实则都是对炎黄的认同。
三、墓志对炎黄的祖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宗族谱系备受重视。大凡族谱谱首都有一篇名曰“族姓渊源”或“宗族源流”的序，叙述本族姓氏来历、始祖渊源、迁徙经过、兴盛始末、先祖事迹等。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族谱虽已失传，但通过号称“地下族谱”的墓志，仍然能够知其大概。魏晋南北朝墓志中不乏祖述炎黄者。《魏故镇远将军秘书郎中崔(混)君墓志铭》曰：“攸哉世禄，胤自炎皇，典岳伯夷，唯师以望。”[13]《魏故持节龙骧将军营州刺史征虏大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崔(敬邕)公之墓志铭》曰：“夫其殖姓之始，盖炎帝之胤。其在隆周，远祖尚父。”[14]98《羊深妻崔元容墓志》曰：“自姜水导源，营丘肇构，本枝弈叶，世禄无穷。”[15]158《魏故诏假河东太守吕君墓志铭》曰：“自炎帝启基营丘，层构因承灵绪，本枝翘楚。”[14]362-363《魏故宁陵公主墓志铭》曰：“遥源远系，肇自轩皇。”[14]57《北魏故侍中太傅领司徒公录尚书事北海王(元祥)墓志铭》曰：“纂乾席圣，启源轩皇，婵联万祀，缅邈百王。”[14]54《大魏车骑秘书郎侯(愔)君墓志铭》曰：“其先盖黄帝之苗裔。”[14]210《魏故持节后将军肆州刺史和(邃)君墓志铭》曰：“其先轩黄之苗裔。”[14]207《安伽墓志》曰：“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16]《大齐魏(懿)翊军墓志铭》曰：“盖轩辕黄帝之苗裔。”[14]467《王(真保)司徒墓志铭》曰：“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17]《元洪敬墓志》曰：“帝系传绪，轩辕启基，衣裳以治，兵甲兴师。”[15]176《齐故持使持节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刺州史薛公墓志铭》曰：“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散惠叶以荴疏，树灵根而不绝。”[15]189《黄法氍墓志》虽残，漫漶不清，然“本轩辕”三字却清晰可辨[15]45。上文所引仅为祖述炎黄的魏晋南北朝墓志中的一部分，至于自称“系本高阳”“肇基颛顼”“帝喾之苗裔”“源于帝尧”“夏启之胤”“诞自周胄”“与嬴分流”“楚庄王之苗裔”云云，虽然没有直接祖述炎黄，但却间接自称炎黄后裔的，更是不胜枚举。
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祖述炎黄的墓志，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时人普遍认为炎黄是姓氏之祖和华夏共祖，皆以炎黄苗裔自居，皆以炎黄苗裔为荣。第二，祖述炎黄者北方多于南方，北朝多于南朝。这固然与目前发现的北朝墓志多于南朝墓志有关，但北方游牧民族贵族更需要攀附炎黄等远古圣王，更需要认同伟大先祖，当是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祖述炎黄者，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多于汉族。游牧民族贵族入主中原后，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许多人接受了汉文化，有的甚至逐渐融入汉族，因而炎帝、黄帝、尧、舜、禹等远古圣王也成了他们尊崇的对象。游牧民族贵族墓志对炎黄的祖述，与游牧民族政权统治者对炎黄的祖先认同是一致的。各族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成为自秦汉以来形成的草原游牧民族共同体与中原农耕民族共同体融合的重要标志。第四，祖述炎黄者皆为王公贵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平民百姓的墓志稀见，且志文简短，这是由其政治身份、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从目前所见平民墓志看，未见祖述炎黄者。《东晋王康之墓志》曰：“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耶临沂王康之，字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百石。故刻砖为识。”[18]墓主为琅耶王氏，出身可谓不俗，但却未有一官半职，家境也不富裕，因而只能“刻砖为识”，自然也就无力攀附炎黄了。《北魏刘荣先妻马罗英墓志》曰：“河阴县人刘荣先妻马罗英神龟二年七月五日。”[15]91《东魏范思彦墓志》曰：“瀛州河涧郡中水县民范思彦铭上记。”[14]339《西魏谢婆仁墓志》曰：“大统十六年七月九日谢婆仁铭住在谢营中。”[19]这几位平民的墓志更是简约到了极致，可见当时只有贵族才有资格祖述炎黄。
祖述炎黄和尊崇炎黄，经历了从贵族到平民、从华夏到夷狄、从墓志到家谱的嬗变，呈现出不断下移和扩散的态势，以至后世“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20]7。墓志和族谱是血缘与文化、真实与虚构相互交融的结果，是“慎终追远”“法祖敬宗”“文化寻根”的需要和产物。墓志和族谱对于炎黄的祖述，虽然未必是血缘的真实，但却是文化的真实，是中华民族永续不绝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四、道教对炎黄的尊崇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从一开始就与轩辕黄帝密不可分。道教上清派经典《真诰》曰:“轩辕自採首山之铜以铸鼎，虎豹百禽为之视火参炉。鼎成，而轩辕疾崩，葬乔山。五百年后山崩，空室无尸，唯宝剑、赤舄在耳。”[21]260《真灵位业图校理》根据《真诰》《无上秘要》等为各路神仙排了座次，其中轩辕黄帝为玄圃真人[22]101。炎帝在道教神仙谱中也有一席之地。《真诰》曰:“炎庆甲者，古之炎帝也。今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21]269炎帝竟然成了天下鬼神之主，不免有些出人意料。陶弘景注释曰：“炎帝，神农氏，造耕稼，尝百药，其圣功不减轩辕、瑞顼(应为“颛顼”之误)，无应为鬼帝。又黄帝所伐大庭氏称炎帝，恐当是此，非神农也。”[21]269他认为这里提及的炎帝并非神农氏，而是大庭氏。《真灵位业图校理》中有个酆都北阴大帝，陶弘景解释说：“炎帝大庭氏，讳庆甲。天下鬼神之宗，治罗酆山，三千年而一替。”[22]293他认为酆都北阴大帝即为炎帝大庭氏，即为北太帝君，是天下鬼神之宗。
《列子》《鹖冠子》《抱朴子》《搜神记》《神仙传》《瑞应图》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假炎黄之名行宣传道家、神仙家思想之实。《列子》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所作，但学界普遍认为《列子》乃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诸子之言“附益晚说”而成[23]3。也有学者认为，《列子》黄帝篇的思想与《庄子》的寓言相类，并无魏晋思想的特色，因此有可能出于先秦[24]569。《列子》伪托附益之迹比较明显，但也确实反映出一些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故而有可能残存了部分《列子》原书的内容。《列子》中有个黄帝篇，讲述黄帝在梦游华胥国之后，终于悟道，怡然自得。《列子·周穆王》曰：“欲辨觉梦，惟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只有黄帝和孔子能够辨别梦与非梦，如今黄帝和孔子均已逝去，还有谁能分辨得清楚呢？黄帝和孔子成了无人企及的先知先觉。
干宝《搜神记》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神农从动口“尝百草”变成了动手“鞭百草”，其英雄气淡了，真实性少了，神话色彩却浓了。《搜神记》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甯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赤将子舆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25]2-3赤松子能够不死，甯封子能够随烟气上下，赤将子舆能够辟谷。这些神仙都是神农、黄帝时代的人，有的还是神农、黄帝的属下。
葛洪撰写的《抱朴子》是重要的道教典籍，其中《抱朴子·内篇》全面汇集了自战国秦汉，特别是魏晋以来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并从理论上论证了修道成仙的可能，从而为神仙道教发展成为成熟的官方宗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6]75。葛洪认为，“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27]244，“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27]255。他强调“仙可学致”，并对儒家不言黄帝成仙升天之事进行了分析：“言黄帝仙者，见于道书及百家之说者甚多，而儒者不肯长奇怪，开异涂，务于礼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训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27]327他还解释了黄帝成仙与房中术之间的关系：“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27]169葛洪笔下的黄帝，精通养生术、炼丹术、房中术，既能治世致太平，是圣贤明君，又能乘龙飞上天，是得道神仙。这就是道教塑造的圣、神、仙三位一体的黄帝形象。
说到黄帝与道教的关系，房中术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8]265。“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29]299。男女性爱同吃饭睡觉一样，乃人之本性，关乎人类生存，必须悉心研究，于是房中术应运而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十问》《养生方》《合阴阳》《天下至道谈》中均有对房中术的详细考论。《汉书·艺文志》曰：“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汉书·艺文志》收录了八种汉代流行的房中术书目，与黄老术关系密切。张衡《同声歌》云：“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30]1075这是一首新娘倾诉洞房经历和感受的诗，诗中提到的“轩皇”即轩辕黄帝，“天老”为黄帝的贤臣，“素女”则是传授房中术的神秘女性，据说她有部房中术的代表作《素女经》。玄女和采女亦为传授房中术的神秘女性。玄女又称九天玄女，传说曾经帮助黄帝在涿鹿战胜蚩尤，并且留下《黄帝问玄女兵法》等兵书。边让《章华赋》云：“归乎生风之广厦兮，修黄轩之要道。”李贤注曰：“黄帝轩辕氏得房中之术于玄女，握固吸气，还精补脑，可以长生。”[31]2644如此说来玄女不仅给黄帝传授兵法，还传授了房中术。荷兰学者高罗佩认为，“房中术强调的主要是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它的原则。儒道两家对待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仅仅在于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儒家强调优生和得子，而道家强调以性修炼来延年益寿和获取长生不老药”[32]85。男女性爱之事的确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而将房中术纳入医学范畴研究也合乎情理。然而，将房中之术与修道成仙联系起来，将轩辕黄帝型塑为御女登仙的典范，则未免误入歧途了。道教为轩辕黄帝戴上房中术第一高手的“桂冠”，虽然在今人看来不伦不类，但在当时却说明黄帝确实值得不断改造和重塑。
正当道教形成之时，佛教传入中国。初入中国的佛教，为了扎下根来，曾借助黄老之道，以至时人将黄老与浮屠视为同类。光武帝之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31]1428。方士襄楷上疏桓帝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31]1082-1083襄楷认为，浮屠或为老子所创，道与佛相类，皆清虚无为，好生恶杀，而桓帝贪图美色美食，即使在宫中修建再多的黄老、浮屠之祠也无济于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站稳了脚跟的佛教与道教激烈交锋，相互辩难。魏太祖“好黄老，颇览佛经”。“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10]2014。太武帝拓跋焘豢养老虎，敕以沙门慧始饴之，虎皆潜伏，又令天师寇谦之近之，虎辄呜吼。“焘方知佛化高尊，黄老之所不及”[33]62，遂恢复佛法，此为贬道扬佛的说法。
山西高平羊头山神农庙有一通勒石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的残碑，身首一体，残高143厘米，宽86厘米，厚22厘米，碑首圆形，阳面与阴面均有一佛龛，内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碑文楷体竖书，残缺不全，仅保留部分文字，无法知晓原寺名和碑名，该寺应该是在传为神农故地羊头山上修建的佛寺。碑上有“神农，圣灵所托，远瞩太行”，“精舍立趾，伽蓝有处”，“招集名僧，妙聪永侍”，“地称唐公，山号羊头”等字样[34]10，是已知现存最早的神农碑刻。鲜卑人笃信佛法，亦祖述炎黄，崇尚黄老。北齐尊崇的神农与佛教相聚于高平羊头山，这是北齐政权统治思想的反映，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实为多元包容的中华文化的缩影。
五、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第二个高潮期。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是更深程度上更高层次上的融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及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各民族已经初步培植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司马迁在《史记》中树立了黄帝华夏共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的史家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发扬光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汉族统治者祖述炎黄，而且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贵族也承认炎黄的始祖地位，炎黄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记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中祖述炎黄者不乏其例，墓志成为炎黄崇拜的特殊载体。墓志对炎黄的祖述，强化了炎黄崇拜，增进了民族认同。隋唐以后，墓志衰而族谱兴，但炎黄的远祖地位并未动摇。从家族到民族，从汉族到中华民族，墓志和族谱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道教继承了黄老术和阴阳家的思想，进一步将炎黄神化和仙化。道教更喜好神格的炎黄，更喜好擅长炼丹术、养生术及得道成仙的黄帝。魏晋以降的黄帝宫庙大多与道教场所有关，譬如安徽黟山因为有轩辕黄帝与浮丘公炼丹的传说而更名为黄山，浙江缙云有南方现存最大的黄帝宫庙，重庆缙云山有黄帝殿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疆域是分裂的，政权是分离的，但民族和文化却是交往交融的。各族政权对炎黄的认知趋同，从而奠定了分而又合、最终统一的文化心理基础。魏晋南北朝是炎黄记忆和炎黄崇拜的定型期，各种形象的炎黄均已登场亮相，“南炎北黄”的格局基本形成。炎黄既是圣王，又是神仙，人格与神格并存。炎黄崇拜渊源有自，炎黄文化源远流长。如果非要说炎黄崇拜是一种“发明”的话，也绝不是近代以来的新发明，而是自古就有的老发明。更准确地说，炎黄崇拜是中国人自先秦以来绵延不绝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认同，魏晋南北朝是炎黄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注释：
① 参见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王玉德：《汉魏六朝时期神农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高强：《墓志上的轩辕黄帝》，《“黄帝陵·文化自信”清明学术交流会论文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4-83页。
② 参见朱子彦：《孙吴政权正统性观念的构建》，《人文杂志》2023年第2期。《史记·五帝本纪》曰：“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夏纪》曰：“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 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 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徐育民.炎黄汇典：诗歌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9] 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2(3):149-181+208.
[10]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苏玉琼，蒋英炬.临淄北朝崔氏墓[J].考古学报，1984(2):221-244+282-289.
[14]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5]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6] 尹申平，邢福来，李明.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J].文物，2001(1)：4-26.
[17] 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J].文物，1975(3)：85-88.
[18] 姜林海，张九文.南京象山11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2002(7)34-40+1.
[19] 刘卫鹏.咸阳西魏谢婆仁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3：1.
[2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 陶弘景.真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2] 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3] 杨伯峻.列子集释：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 刘宝才.求学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25] 干宝.搜神记全译(修订版)[M].黄涤明，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26]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7] 葛洪.抱朴子内篇全译[M].顾久，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28]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9]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0]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2]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3]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M].刘林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34] 高平市炎帝文化研究会编.炎帝古庙[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高 强(1965—)，男，陕西佳县人，教授，研究方向为炎黄文化。